王如痴，生于1903年1月16日，湖南省祁阳县中和堂镇（今属祁东县）一个贫瘠的农家。192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和陆军大学深造。1928年，他返回祖国，曾在红4军、红5军任职。此后，他担任红11军政治委员，并兼任红10军军长。1934年，红军长征期间，他积极参与组建红7军团，率领先遣队北上抗日。他作战勇猛，屡立战功，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中的杰出战将。然而，1935年1月，在赣东北怀玉山区，他不幸受挫被俘，最终壮烈牺牲。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创立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8年夏日，王如痴学成于苏联莫斯科陆军大学后，载誉归国，抵达上海。中央军委委以重任，将他派遣至井冈山红4军。正当此时，湘赣军阀发起了对井冈山的“会剿”行动。在毛泽东与朱德的英明领导下，王如痴积极参与了两次关键的战斗，成功击退了湘赣两省军阀的围剿。同年12月，彭德怀率领平江起义后崭露头角的红5军抵达井冈山，与红4军实现了胜利会师。为了强化红5军的政治建设，王如痴被选中担任第八大队的党代表。随后，他立即投身于抵御湘赣军阀发起的第三次“会剿”的激烈战斗中。

红7军团19师第三任师长：王如痴。

敌人的“会剿”行动势头猛烈，他们汇聚湘赣两省的6个旅，共计20多个团的兵力，兵分五路，势如破竹般扑向井冈山。前委在柏露村紧急召开会议，果断决策，由毛泽东和朱德指挥红4军主力突破重围，转战赣南，直捣敌人后方。彭德怀和滕代远则率红5军以及红4军第33团坚守井冈山，以此牵制敌人，使其陷入疲于应付的困境，无法实现两省联手的“会剿”目标。面对这一部署，红5军内部不少同志心生疑惑，认为红5军应是前往井冈山学习而非留守，纷纷要求重返湘赣边，回归故土。然而，彭德怀和滕代远立足全局，坚定支持前委的决定。王如痴则耐心细致地开展思想工作，深入宣传这一战略的正确性，迅速稳定了部队情绪，使全体指战员重新投入到保卫井冈山的战斗之中。

井冈山区绵延数百里，地势险恶，通往山外的道路仅有五条狭窄曲折的小径。王如痴受命率领八大队坚守在桐木岭的白银湖哨口。接到任务后，他立刻指挥战士们搭建防御阵地。正值严冬，战士们仍身着单薄衣衫，脚蹬草鞋；饮食仅是“红米饭”与“南瓜汤”，偶尔只能以野菜、笋干果腹，连油盐都难以寻觅；夜晚，战士们便在宿舍内生火取暖，身上仅以稻草遮体，抵御寒冷。王如痴始终与战士们同甘共苦，甚至时常与战士们一同下山搬运粮食。

1929年1月26日，湘赣敌军凭借着兵力上的优势，对各个哨口发起了猛烈的攻势。白银湖成为他们主攻的方向之一。正值风雨交加，山雾弥漫，视线被模糊至百步之外难以辨认，这对我方防御造成了极大的不利。战士们每日的餐食，都是由数里之外的营地运送而来，早已变得冰冷，而饮用水则全凭融化雪水来解渴。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王如痴同志保持了坚定和沉着，激励战士们坚守阵地。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白银湖哨口依然坚如磐石，对敌人造成了重大伤亡，极大地挫伤了他们的锐气。面对正面攻击的失败，敌人转而雇佣了一名反动富农引路，从侧翼攻占了黄洋界哨口，随后其他哨口也相继失守。为保留实力，王如痴同志遵照彭德怀的命令，率部突破重围，随全军向赣南方向转移，并于4月初在瑞金与红4军的主力部队成功会师。不久之后，湘赣两省的“会剿”之敌撤退。在彭德怀和滕代远的领导下，红5军返回井冈山，恢复了湘赣边区的控制。随后，红5军北上湘鄂赣，与黄公略的部队汇合，进一步扩大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范围。

取得三次反“围剿”胜利

1930年冬日，蒋介石下令，委派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统领十万精兵，实施分兵合围之策，对中央苏区发起“围剿”。同年12月5日，王如痴率领所部参与了毛泽东在宁都小布亲自主持召开的苏区军民誓师大会。会上，毛泽东所书“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中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的对联，给了他极大的启迪与教益。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与朱德共同商定采取中间突破的策略，率先对张辉瓒、谭道源两部展开攻势，并指派王如痴领导的红3军执行正面进攻任务。红3军军长黄公略随即部署，由8师和9师分别从左右两翼实施主要攻击。王如痴，作为8师的政委，坚定执行毛泽东和朱德所提出的“诱敌深入”战术，与师长龙芝道率领部队退向根据地深处，并在龙冈附近设下伏兵。12月30日拂晓，“雾锁龙冈，千嶂蒙蒙”，上午8点，当敌军前敌总指挥张辉瓒率领第18师踏入预设的埋伏圈时，王如痴与兄弟部队迅速发起猛烈的攻击，迅速将敌人包围得水泄不通。激战至下午4时，9000多名敌军被全歼，张辉瓒被生擒。遗憾的是，红8师付出了惨重的伤亡，师长龙芝道英勇牺牲。王如痴怀着悲痛与愤怒，协助兄弟部队，调整战略，迂回到东韶街东侧，成功围歼了谭道源师，使其一半兵力被歼，余部仓皇逃窜。

在毛泽东与朱德的亲自部署下，王如痴所属的红3军仅用五日时间，便接连取得两场辉煌胜利，共缴获敌军枪支达1.5万支。蒋介石发起的针对中央苏区的首次“围剿”行动，最终以彻底的失败告终。

1931年四月，蒋介石派遣何应钦率领二十万大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策略，对中央苏区发起了第二次“围剿”。毛泽东以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的身份，签发了总政治部第四号命令。王如痴坚信毛泽东、朱德英明的战略部署，随即召开全师誓师大会，进行战前的政治动员。王如痴与师长刘畴西率领红八师，从永丰县急速南下，与红一方面军在东固地区集结，静待敌军二十五日。至五月上旬，各路敌军向赣西南推进。5月6日，当敌军公秉藩第18师抵达中洞地区时，王如痴率领红八师，与红九师把握战机，从中洞南侧对敌军发起猛攻。经过三小时的激战，成功全歼公秉藩师，俘虏敌副师长王庆龙以下四千余人，缴获枪支三千余支。公秉藩被俘后，化装逃脱。随后，王如痴率领红八师跟随红一方面军主力，由西向东展开横扫。红军在白沙、中村、广昌等地连续击败敌军两个师及一个旅，并在建宁击溃刘和鼎部。在短短半个月内，红军连战连捷，实现了“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壮举，痛快淋漓地击破了第二次“围剿”。

“若能完成此夙愿，便当解甲归田；若不能，则誓与疆场共存亡。”此时，中央红军仅有3万人，面对敌军十倍之众，形势极为严峻。依照红军总前委制定的“诱敌深入”、“避实击虚”的作战策略，王如痴结合前两次反“围剿”的经验，深入动员全师指战员。7月中旬，他受命率领第8师隐蔽向敌军中间地带移动，历经酷暑和攀爬之苦，历经10天的艰苦行军，绕道千里，从闽西建宁返回兴国，等待战机。然而，不久各路敌军迅速对兴国形成合围，红军陷入敌军12个师的三面包围之中。8月上旬，王如痴率部成功突破敌军包围圈，按照方面军总部的部署，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对战斗力较弱的敌第三路进击军发起了攻击。红军在莲塘、良村、黄波三战中取得连续胜利，共歼敌1万余人，树立了连续作战、重创顽敌的辉煌战例。

“此次战斗，我们歼灭了一个旅，7师、9师承担了主攻的重任。而8师则在黄土凹负责阻击，任务是阻止从高兴圩方向赶来的援军。尽管师长刘畴西未能亲自到场，但政委王如痴在战场上的指挥显得至关重要。虽然这个师的人数并不多，但面对如此庞大的敌人，完成阻击任务无疑是艰巨的。他们战斗得异常艰苦，伤亡惨重，但依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确保了整个战局的稳定。”9月15日，王如痴再次率领部队参与了方石岭战役。此战大获全胜，歼敌一个师，俘虏敌军5000余人，缴获枪支4500余支，为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艰苦转战，不幸被俘。

1933年3月18日，在横峰县黄山底，闽赣省举行了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这场会议中，王如痴虽未亲临现场，却依然当选为闽赣省苏维埃政府第二届执委会的执行委员。随后，四月间，中革军委正式任命他担任闽浙赣省的新红10军军长一职，并兼任政治委员。与此同时，他的战友刘畴西则被调任为闽浙赣省军区司令员。

新红10军的组建源于年初原红10军的调离赣东北，该部在中央苏区经过改编后更名为红11军。该军以闽浙赣省军区赤色警卫师为骨干，吸纳了各县独立团、独立营的部分人员与武器，整体实力并不强大。王如痴上任后，凭借在毛泽东、朱德直接领导下积累的建设红军经验和反“围剿”的战略战术，率领红10军第28、29师，赶赴江西省乐平县秧板马家进行伏击，成功击溃敌军一个营。

在六月，驻扎于弋阳县城的国民党军第21师的一个团兵分一股，抵达横峰县坂上杨家村，对苏区进行抢劫。王如痴获此情报后，迅速做出部署：一方面，他下令弋阳县独立营提前在碗港桥附近的山区设下伏击；另一方面，他紧急集结红10军的主力部队，迅速驰援前线。待敌人抵达弋阳县朱家坑田坊一片开阔地时，王如痴一声令下，枪炮齐发，激战一小时的硝烟过后，敌人损失惨重，300余人命丧黄泉，800余人被生擒。战斗落幕之后，王如痴主持召开了盛大的庆功会，对作战成果进行总结，并对那些立下战功的战士给予了嘉奖。

随后，王如痴敏锐地捕捉到战机，率军接连在贵溪、玉山等县域展开激烈战斗，进而挺进浙西，主动对敌军发起攻击。贵溪县库桥成为国民党军的重要据点，驻守敌军达两个团，且该地依山傍水，村前拥有坚固的防御工事，易守难攻。王如痴采取的策略是，首先派遣两个连正面进行佯攻，成功引诱敌军一个团出城，而我军主力则秘密埋伏于有利地形。待敌军踏入预设的埋伏圈，我军主力立刻发起猛烈的攻击，敌军瞬间陷入混乱，百余人丧命，两百余人被生擒。在玉山县，樟村街是一个繁华的大集镇，聚集了大量国民党地方靖卫团。王如痴指挥部队成功夺回樟村街，为玉山县开辟了新的苏区。

他还留下红28师第84团协助地方党组织，建立玉山县各级苏维埃政府，推动土地革命工作的深入开展。

1933年9月，蒋介石集结了百万大军，对革命根据地发起了第五次“围剿”攻势。为应对这一紧急情况，动员苏区军民展开第五次反“围剿”战，11月20日，王如痴在横峰县葛源协助方志敏主持召开了闽浙赣省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并作出决议，即“扩大红军队伍，加强白区工作”。随后，会议还确立了“保卫基本苏区，开拓新苏区”的战略方针。面对敌军5个师和4个保安团的猛烈攻势，向闽浙赣苏区挺进。依据中革军委的指令，王如痴率领红10军，坚决阻击敌第53师对周坊、富林地区的进犯。11月，福建事变爆发后，王如痴率部转向闽浙赣苏区的东部作战。在上饶的罗桥、枫岭头一带，成功击溃敌第80师一部，缴获大量冬装。29日，又在横峰姚盘山地区设伏，全歼敌第21师两个团。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次大会上，王如痴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然而，此时以王明为首的“左”倾路线已经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权，他们摒弃了前四次反“围剿”所采纳的正确策略，转而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的失误方针。王如痴对此深感不妥，但在实际作战中，他依旧坚持毛泽东、朱德的战略战术，因此触怒了他们，被指责为“右倾保守”。到了3月，他被调离了红10军。

自王如痴告别红10军之际，方志敏热切期望他能留在闽浙赣省苏区。同年六月，方志敏特命他率领一支独立团，并与赣北的本土武装力量整合，组建了皖赣红军独立师，王如痴则荣任师长一职。

在中央“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下，中央红军经过10个月的激战，未能成功突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反而导致红军主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为牵制国民党军队，缓解对中央苏区的压力，并广泛宣传和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中革军委决定任命寻淮洲为军团长，率领红7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挺进闽浙赣皖边界。7月，这支先遣队从江西瑞金出发，10月，转战至德兴县重溪，与红10军实现了胜利会师。11月，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红7军团与红10军合并，成立了红10军团，下辖3个师。其中，擅长正规战的红7军团被编为第19师，擅长游击战的红10军则编为第20师，而闽、浙、赣省的地方武装则编入第21师。王如痴同志被任命为第19师的参谋长。

红10军团成立伊始，便肩负起抗日先遣队的重任。其中，第19师作为军团的主力，英勇奋战。王如痴协助寻淮洲指挥，成功袭击常山，攻克旌德，西进逼近芜湖，屡次挫败敌军，声威震慑浙皖两省。然而，不久后，红10军团遭遇了数倍于己的敌军围攻。12月14日，刘畴西决定集中主力，在黄山下谭家桥附近的乌泥关设伏，意图打击敌补充第1旅。遗憾的是，由于刘畴西指挥失误，将“有用之师置于无用之地”，加之三个师行动不协调，导致战斗陷入僵持。寻淮洲身负重伤，壮烈牺牲，王如痴接任第19师师长。谭家桥战役的失利，使得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陷入被动。红10军团不得不调头南下，返回闽浙赣苏区进行休整。在敌人前后夹击下，数千人的队伍艰难辗转，给养日益匮乏，显得疲惫不堪。

1935年1月12日，先锋部队抵达浙江开化县的杨林地区，随后便进入闽浙赣苏区的港头。浙江保安第二纵队从星口采取捷径，连续夜行70里，抢先抵达港头，并在三坂、徐家村等地紧急构筑防御工事，成功拦截了红10军团主力进入闽浙赣苏区的路径。随后，敌军后续部队从四面八方迅速汇聚，形成严密的包围圈。一场激战之后，红10军团被分割成两段。前段，约有800余人，由方志敏、粟裕率领，成功突破包围，转战至怀玉山陇首。后段主力，约2000余人，由刘畴西、王如痴指挥（因刘畴西负伤，双手残疾，实际指挥权由王如痴接任），被困于怀玉山不足15华里长的狭长地带，陷入了敌第49师、第21旅、浙江保安师等14个团的围攻之中。此时，方志敏虽已突破敌军包围抵达陇首，仍命令粟裕率领突围部队及部分伤员向闽浙赣边沿地区转移，而他自己则不顾个人安危，坚决留下等待主力部队。遗憾的是，他也陷入了敌人的重重包围。

正值一月的怀玉山区，雨雪交加，冰封雪锁。红军战士们在历经三个月的艰苦行军与战斗后，伤亡持续攀升，身心俱疲。面对粮草断绝的困境，战士们只能以树皮、草根聊以充饥。敌人发起进攻，他们又得立刻投入战斗。在这恶劣的环境面前，王如痴与方志敏、刘畴西携手在怀玉山中寻求突破，试图撕开重围，但终究因为敌军实力雄厚、炮火猛烈，不得不撤退。在红军多次突围均告失败后，方志敏、刘畴西决定潜回赣东北，重整旗鼓，并任命王如痴全权负责指挥留守山林的队伍。此时，在敌军猛烈炮火的连续轰击下，红军战士已四散奔逃，只能各自为战。起初，由于山高林密，敌军难以搜寻，便出动飞机轮番轰炸。随后，敌人竟采取放火烧山的手段，致使部分红军战士和伤病员被活活烧死；还有的战士们被逼至绝境，只能舍身跳崖。

1月24日夜晚，王如痴经过一番周密的策划与动员，率领一千余名战士，趁着夜幕的掩护，企图偷袭敌军封锁线，以求强行突破重围。然而，由于被敌军的警戒部队察觉，他们不得不退回怀玉山，伺机再战。尽管突围尝试未能成功，王如痴的行踪最终还是被敌军掌握。翌日，即1月25日，敌军第21旅派遣了一个团兵力，向怀玉山展开大规模搜捕。当敌军深入至山区密林之中时，王如痴及其战士被敌方发现。在这危急关头，王如痴指挥战士们一边撤退至山顶，一边奋力还击。然而，由于弹尽粮绝，数日未曾进食，最终不幸落入敌手。不久之后，方志敏、刘畴西等同志也相继被俘。

“纵使头颅将被砍落，信仰之火却不容动摇。”

1935年1月31日，方志敏、刘畴西、王如痴等革命志士被押解至上饶，敌第八军军长赵观涛于上饶金龙岗体育场主持了一场名为“庆祝生擒方志敏等”的盛大集会。翌日，2月1日，他们被装载于五辆卡车之上，由四辆装甲车分列前后，严密护卫，送往南昌。抵达南昌豫章公园后，国民党方面再次举办了一场“庆祝大会”，随后将他们监禁于“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的看守所中。

王如痴与方志敏、刘畴西、曹仰山同囚一室。他们呼吸着污浊的空气，食用的仅是霉变的黄米饭，卧榻之上满是臭虫和虱子。每日仅得两碗水，用以洗脸、漱口及饮用。如此残酷的待遇，令王如痴先染上重症伤寒，继而患上肋软骨炎，体温升至摄氏40度，形销骨立。一日，众人谈及慷慨赴义之事，刘畴西坚定地说：“挺直脖颈，任它一刀，面对生死，决不屈服。”王如痴紧接着回应：“正是，大丈夫理应如此！”

1935年1月31日，方志敏（居中）、刘畴西（位于左侧）、王如痴（位于右侧）等革命志士被押解至上饶。

谈及怀玉山战役的惨痛败绩，他们心情沉重，满怀对党和革命事业的无尽忠诚而自责不已。王如痴感慨道：“唉！赣东北的同志们，你们此次承受了我们失败的沉重打击，又将再次面临1928年的艰辛生活！”“我们党中央，一边要对我们进行责备，一边又对我们感到惋惜。”对党和革命事业的深情厚谊，不禁流露于言辞之间。

王如痴虽身陷牢笼，却依旧行事谨慎，不受敌人诡计的诱惑。一日，方志敏被带到法庭，敌军法处的一名副处长企图说服方志敏派遣一名可信赖的狱友送信，邀请其妻子前来，一同投奔“国方”效力。面对敌人的诱饵，方志敏坚决拒绝，却心生一计，想要借此机会将信件送达苏区。于是，他向王如痴和刘畴西寻求意见。王如痴立刻察觉到这可能是敌人的陷阱，他直言不讳地对方志敏说：“此举恐怕会带来负面影响，一旦有人前往苏区，敌人便会散布谣言，诬称我们已向敌方投降。”

“如痴之言颇中肯綮，切莫贪图巧巧，反致画虎不成反类犬。事业尚在起步，若因此而引起党的疑虑，恐将导致身败名裂的后果。”

面对敌人的威逼，方志敏、王如痴等英勇烈士坚贞不屈。以下是他们被审讯期间与敌方法官的一段对话。

“知错了吗？”法官问。

“我们究竟犯了何等愚蠢之罪，竟是没有与你们一道背叛国家。”

“何必如此固执己见呢？明白时势的人才是真正的智者。既然你们已经陷入了困境，又何必坚持错误呢？只要你们能够悔改，愿意加入我们国方的工作，我们绝不会对你们下手。毕竟，既然已经对你们那边的人造成了那么多伤害，为何还要留下你们呢？”

“我们矢志不渝地信仰共产主义，那是为了为广大工农群众争取解放与福祉。又怎会与你们同流合污！我们眼前的挫折，不过是暂时的偏差。如今身处逆境，我们毫无惧色，视生死如归。然而，请你们明白，纵使你们能够割下我们的头颅，却永远无法撼动我们坚定的信仰。”

“孔荷宠目前深受上级信任，已晋升为少将参议，月薪高达五百元。”孔荷宠曾担任湘鄂赣省军区司令员，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竟携械向敌人投降，沦为可耻的叛逃者。

王如痴语气坚定地宣称：“我孑然一身，既无妻室亦无子嗣，家业无从谈起。我对此世间的爵位与金钱毫无兴趣，你所述的一切，于我而言，毫无价值。”

法官呈文称：“这些人无可救药。”

王如痴胸怀宽广，无私无惧，即便身陷囹圄，遭受敌人的残酷审讯和重病的侵袭，面对死亡的威胁，他仍将革命事业视为己任，坚贞不屈，誓以宝贵的生命铸就“丹心照汗青”的壮丽篇章。

面对方志敏、刘畴西、王如痴等人的被捕，众多知名人士与青年学子纷纷向南京政府提出质疑，其中不乏直接致电南京政府或蒋介石本人，强烈要求释放他们的声音。然而，蒋介石却下达了“秘密处决”的密令。1935年8月6日凌晨，一队全副武装的敌人将方志敏、刘畴西、王如痴等人押解至南昌市百花洲下沙窝的秘密刑场。王如痴高呼口号：“打倒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在密集的枪声中，他英勇就义，结束了他32年的壮丽人生。